存在的问题：

一是放宽了对被告人从轻、减轻处罚的条件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（以下简称“法释”）第五百零五条规定：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，应当对被告人从轻处罚；符合判处非监禁刑适用条件的，应当适用非监禁刑；判处法定最低刑仍然过重的，可以减轻处罚；综合全案认为犯罪情节轻微的，可以免于处罚。该条文在很大程度上放宽了对被告人从轻、减轻处罚的条件。

二是“判处法定最低刑仍然过重”的标准难以界定。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：判处法定最低刑仍然过重的，可以减轻处罚。可以理解为在适用司法解释时可以在法定最低刑以下量刑，然而依照《刑法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，只有符合《刑法》规定或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，才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。在此类情形中，适用《刑法》条文还是“法释”条文，值得商榷。

三是和解协议内容不规范。在审判实践中，很多案件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均有“和解协议”、“调解书”、“谅解书”等材料，内容都为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，被害人对被告人进行谅解。然而，这些都不能完全符合“法释”关于和解协议书内容的规定，亟待规范。